毛泽东如何探索和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
中国革命新道路是指土地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的“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创造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这条道路代表了中国革命的新方向，揭开了中国革命史上的新篇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篇。
（一）高举土地革命旗帜，探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转入低潮。国民党新军阀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反革命统治，白色恐怖遍布广大城乡。中国革命进入了最艰苦的年代。敢不敢坚持革命？怎样坚持革命，即革命应走什么道路？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两个根本性问题。
对于敢不敢坚持革命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的回答是明确而坚定的。他们英勇地冲破反革命恐怖统治的高压，在黑暗的中国高高举起了革命的光辉旗帜。但对于怎样坚持革命，即革命应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却不是一开始就清楚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经历了长期的艰苦探索。
大革命的失败，对于革命者和革命政党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政党，它敢于承认自己的失败，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把没有做完和做得不好的工作继续做起来。1927年7月中旬，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刚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毅然决定了三件大事：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组织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赣、粤四省农民发动秋收起义；召集中央紧急会议，讨论和决定大革命失败后的新方针。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了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着重批评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同时提出了整顿队伍，纠正错误而“找着新的道路”的任务，并选举了新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使党保持了统一。
在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急的情况下，八七会议所及时提出的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大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何实现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这个总方针，却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新课题，既无实践经验，也无外国经验可以借鉴，只能在斗争实践中积累经验、不断探索。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根据中央决策，领导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和创造人民军队的新时期，揭开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序幕。这次起义的教训，是部队没有和当地农村土地革命相结合，而是转战千里，长途跋涉，企图攻占广州，重建广东根据地，然后再进行北伐。结果，部队在优势敌人的围攻下，受到重大的损失。
毛泽东和湖南省委领导的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开始是以攻打中心城市长沙为目标的，在各路起义军相继失利后，毛泽东果断地改变原有部署，率领部队向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地区进军，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山区建立起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
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的广州起义，一度占领了广州绝大部分地区，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后因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失败。这是大革命失败后城市工人和革命士兵联合起来，向国民党进行的一次英勇反击。
除了这几次规模较大的起义外，中共还先后领导了海陆丰起义、琼崖起义、黄安、麻城起义、东固起义、弋阳、横峰起义、万安起义、湘南起义、桑植起义、闽西起义、确山起义、渭南、华县起义等，到1928年初，一共发动了近百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大多由于敌我力量悬殊、领导者实行了错误的政策或者客观条件不成熟而很快失败了，只有极少数起义部队在数省边界地区的偏僻乡村坚持了下来。
这些起义的失败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革命的低潮时期，反动统治阶级相当牢固地占据着中心城市，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企图通过城市武装暴动或攻占大城市来夺取革命胜利，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不过起初，尽管中心城市工作的恢复和发展十分艰难，付出了重大牺牲且成效甚微。但中共中央的许多领导人当时还是固守着城市中心论，反对将党的工作重心转向农村，走了一段时间的弯路。他们认为以乡村为中心“无论在理论上或事实上都是不通的”，“不特别注意城市工作，想‘以乡村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并且严厉地指责坚持农村根据地的斗争“是一种农民意识的反映”。共产国际也认为，1927年8月以后的中国革命，就是城市工人的罢工斗争并转向武装起义，农村红军只是军事工具和辅助手段，它的作用在于革命时机成熟时开向城市，配合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即仍然坚持中共应该走“城市中心论”的革命道路。所以，在各地武装起义风起云涌的时候，中共中央继续留在上海，党的工作重心也仍然放在中心城市。很长一段时期中，共产国际的领导人都担心中国党“离开工人阶级太远了”，他们对于中国党在农村也可以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这一点“不以为然”。这种错误的指导思想，给中国革命一度带来重大损失。
（二）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以及毛泽东的杰出贡献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最早认识到必须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乡村，并在理论上做出系统论述的是毛泽东。他的认识当然也有一个逐步提高和深化的过程。但毛泽东的认识的确比别人要早，要深刻。原因是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把研究中国国情放在首位，一直注重社会调查，立足中国，放眼世界。
还在秋收起义期间，当部队进攻长沙计划受挫之后，中共中央曾于1927年9月致书湖南省委，认为“客观上湖南暴动的前途仍尚有希望”，因而主张“萍陆平一带农军进攻长沙，一面立即爆发长沙的暴动”。而在第一线指挥战斗的毛泽东却从这个挫折中认识到，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前提下，进攻长沙等中心城市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随后，毛泽东在文家市主持召开的前敌委员会会议上，否定了“取浏阳直攻长沙”的主张，决定起义部队为“保存实力，应退萍乡”，随后并率部转战，到达罗霄山脉中段，开创了井冈山地区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行动曾经受到中央和湖南省委的非难。毛泽东后来回忆说：“由于秋收起义的纲领没有得到中央委员会批准，又由于第一军遭受严重损失，而且从城市观点来看，这个运动好像是注定要失败的，因此中央委员会这时明确地批评我。我被免去政治局和党的前委的职务。湖南省委也攻击我们，说我们是‘枪杆子运动’。尽管这样，我们仍然在井冈山把军队团结起来了，深信我们执行的是正确的路线。后来的事实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的确，事实说明，以农村为工作重点，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建设根据地，这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要求的。
当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之后，党内一些人曾发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红色政权能否长期存在并得到发展，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必须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予以回答。毛泽东在为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决议中，在代表红四军前委于1928年11月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根据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论证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长期存在并发展这一事关中国革命前途的大问题。决议分析指出，由于中国是一个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间接统治经济政治展极端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半封建的地方性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划分势力范围的政策，使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继续不断地发生分裂和战争。红色政权能够利用这种矛盾建立并长期坚持下去。这是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而国民革命的影响和全国革命形势的继续向前发展，这是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两个客观条件。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和共产党组织的坚强有力以及各项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这是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两个主观条件。
决议还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工农武装割据，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农村根据地为战略基地，三者紧密结合。这其中，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就失去了保障。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没有彻底的土地革命，就不能发动农民投入武装斗争，红军就没有来源，武装斗争就会失败，根据地也就失去了群众基础。根据地建设是中国革命的战略基地，没有根据地，土地革命的成果就不能巩固和保持，武装斗争就会失去后方的依托而变成流寇式的武装。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这三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1929年4月，针对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某些人担心农村斗争超过城市斗争将不利于中国革命的观点，毛泽东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阐明工农武装割据局面长期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正确了回答这个问题，才能既同那种怀疑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右倾悲观思想划清界限，又同那种认为可以无条件地在农村发动武装暴动的左倾盲动错误划清界限，从而给从事农村斗争的革命者们以重要理论武装，极大地增强他们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创建农村根据地的信心和决心。
1930年初，中国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都有了较大的发展，红军主力部队发展到7万多人，连同地方武装共有10万人，建立了大小十几块农村根据地，其中重要的根据地主要有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等。这种情况，进一步促使毛泽东在几年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把各地工农武装割据的发展同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形势联系起来考虑，在认识上产生了一个飞跃。
1930年1月，毛泽东在给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信中，总结了各个根据地的经验，指出只有中国红军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才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势和“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那种先争取群众然后再举行全国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理论（指十月革命的道路），是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这就在实际上批评了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某些人坚持的“城市中心论”，进一步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提出了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初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
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深刻阐明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原则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表现了毛泽东开辟新道路、创造新理论的革命首创精神。
此后，毛泽东在全面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对这一中国革命新道路的理论，又做了较为系统的阐述。他指出，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第一，这是中国的国情决定的。中国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内部没有民主制度，外部又没有民族独立，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而不能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经过长期合法斗争，积聚力量，等条件成熟后，在城市举行武装起义，先占城市后取乡村。第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80%，是革命的主力军，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军队，是中国革命的主要组织形式。为夺取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必须派遣自己的先锋队深入农村，解决农民迫切要求的土地问题。第三，大革命失败后，强大的反革命势力长期占据着中心城市，为避免在力量不够时同强大的敌人做决定胜负的战斗，必须在农村积聚和锻炼自己的力量，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作为夺取全国胜利的出发点。
为把落后的农村建成先进的革命根据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在实践中制定了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具体工作路线和政策，这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
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也是根据地建设的中心问题。随着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土地革命日益深入，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才逐步形成。井冈山根据地在初创时期，根据八七会议关于土地革命的方针及“没收土地和土地国有”的规定，开展了分田斗争。1928年底，湘赣边界政府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这个土地法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1929年4月，在总结赣南土地革命经验的基础上，根据中共六大决议，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兴国县《土地法》，把 “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井对冈山《土地法》中的一个原则性的修改。同年7月，在毛泽东的指导下，闽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也规定“自耕农的田地不没收”，并提出“抽多补少”原则。后来，毛泽东针对农民因为不拥有土地私有权而不安心耕种的情况，写信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要求各级政府出布告，明确规定分田后，“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租借买卖，由他自由”，这就解决了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问题。
这样，在三年多的土地革命实践中，基本上形成了一套比较切实可行的土地革命路线、政策和方针。主要是：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原耕地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等。
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有力地摧毁着封建制度，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的劳动热情和革命积极性，对发展壮大红军、巩固根据地，支援战争起了巨大作用。
第二，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
建设一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型的人民军队，是实现农村包城市道路的根本保证。由于初创时期的红军主要成分是农民和原北伐军中的雇佣兵，加上长期分散的农村环境，使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旧军队的旧作风大量地反映到红军中来，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因此，如何建设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成为当时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通过了八个决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决议案。古田会议决议系统地回答了建党、建军的一系列根本问题。首先确定了共产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原则，规定了红军的根本性质和宗旨。决议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服从党的绝对领导，必须全心全意为着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奋斗。其次，决议明确规定了政治工作在军队中的地位和作用。重申了红军的三大任务，即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第三，分析了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纠正办法，为加强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初步回答了在党员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入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初步回答了在农村斗争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这个决议不但在红军第四军实行了，后来各部分红军都先后不等地照此作了，这样就使整个中国红军完全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
（三）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
早在总结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根据一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总结出一套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策略和指导原则。这就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等等。到1931年秋，红军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主要是：以反“围剿”为主要形式，依托根据地作战；实行战略退却，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实行运动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在运动中发现敌军弱点，打速决战、歼灭战；不失时机地实行进攻，扩大战果，等等。这些战略战术思想建立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之上，解决了红军如何以劣势兵力和落后的装备去战胜强大的敌人的问题。
长征胜利后，从1936年12月到1939年12月，毛泽东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对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历史经验，从理论上做了进一步总结，成为内容完整、形式完备的科学理论。
毛泽东把这条道路简要地概括为：“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条道路，是对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它是在同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坚决斗争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可以说真正找到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正确途径。
